车里坐了一对情侣。有时男人开车，有时是女人。有时透过窗户可以看到晚霞，有时路上行驶的车灯照亮了两人的脸。有时一人专注地开车，一人困倦地打着哈欠，有时他们堵在上班路上，随口唱一句吐槽糟糕的路况。慢慢地两人无话。在一次爆发式争吵后，女人摔门下车，留男人独自一人。
这是5分钟左右短片《车内的两人》中的情景。导演是张照。
2020年，张照把GoPro（运动相机）架在副驾前面，拍了两个月的素材，主角是她和男朋友老潘。最终，张照通过剪辑讲了一对情侣从热恋到冷却、迷茫的过程，做了一个“用纪录片的素材讲了一个故事片”这样的影像试验。
而现实中，她和老潘争吵的当下便很快和好，在一起已经四年。
《车内的两人》短片入围了2021年“FIRST影展超短片单元”。有人质疑她抄袭剧情片《情诗》——另一部关于情侣在车内发生冲突的电影，但张照对液态青年表示自己没有看过这部影片。
张照今年27岁，认识男友之前，她满足于坐在办公室当个精致白领，似乎没有找到真正热爱的事业。老潘比她年龄大很多，是一个制片人，过着随性自由的生活。她承认男友的这种理想主义吸引着她，帮她找到了自我，以及努力的方向。
以下是她的讲述。
我男朋友老潘有一辆二手吉普车铃木吉姆尼。它特别小，看上去像一辆玩具车，第一次见到我还以为是个老年代步车。想要去后座得把副驾驶座放倒，这辆车正常能坐四人，挤挤可以坐五个。
我在法国旅游时买了一个香薰挂件送给老潘，他已经在车上挂了三年，懒得摘，早就没味道了。
我们都很喜欢这辆车，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开着它去看夜场电影，去阿那亚玩，去谈工作，甚至在车上过夜。去年疫情刚开始时，有次我俩开车出门，凌晨两三点回去时被拦在外面不让进小区，只能开车在城里溜达。在一条小河边我们以为看到了很美的星星，下车发现只是从一栋建筑传来的灯光。后来我们在车上开着空调睡了一会儿，天亮才被放进小区。
2020年8月某天，我跟老潘开车回家时聊了一路电影，酣畅淋漓，后来我想这次聊天如果能被记录下来该多好，便在副驾前装了一个GoPro。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朋友们，他们都觉得有意思。大概拍了两个月，每天至少一个小时。我上下班路上差不多需要一个小时，有时还要开车去谈项目。
这辆车陪我们度过了很多时光。有次我们和同事去谈业务，回程时看到夕阳就在前面挂着，我们三个女孩挤在后座，蓝牙音响里放着新裤子的歌，我们跟着唱，让人忘了身在何处，忘了是不是堵车。
时隔一年，我跟其中一个女性朋友闹掰了。看到有她出现的画面，我会回想起她对我的背叛，和一段信任关系的终结。看到她在素材里出现时，我会起一身鸡皮疙瘩。
拍摄记录的第三天，我和老潘经历了两个月里最激烈的吵架。
当时我在拍单立人喜剧在北京的三个演员（周奇墨、宋万博、周欣雨）。他们三个在一次巡演后各自的事业和生活有了分叉，那次巡演之后，宋万博滞留北京，直到现在都有点儿默默无闻。周奇墨参加了脱口秀大会，今年夺冠了。周欣雨离开了“单立人”，去了上海的“笑果”。那会儿老书虫书店（注：国内脱口秀最早的演出场地之一）也倒闭了。倒闭那天老书虫又办了最后一次脱口秀演出。我想把这三个人再加上老书虫的命运剪成一个长片。
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们开车从公司回家。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老潘，他说想法挺好，但是除了那次巡演，他们三个人生活中基本过着各自的生活，交集不够，他怀疑能不能剪成一个70分钟到90分钟的长片。
我可能有点不耐烦，说了一句：“创作方面的事儿你不要操心。”他立刻炸了，延伸出很多东西，“只有你在创作，我们这些人做的东西就不是事儿，就不重要？”我平时做导演和剪辑工作，他是制片人，我这句话伤到了他的自尊心，可能他觉得我不尊重制片工作，不把他当回事儿。
那天我们吵了一个多小时，吵到我泪流满面。他看我哭有点儿慌，冷静下来，说着希望彼此理解之类的话，最终两个人和好，在车内拥抱，亲吻。
下车后没走两步，我们俩开始爆笑，互相调侃：“你刚才演得不错啊”“你可真是个好演员”。
很明显，刚开始我们都很在意GoPro的存在。我们都在拍摄面前放大了情绪，有“演”的成分。真实情况下没必要吵一个小时，我也没必要泪流满面。
去年因为手头忙其他项目，剪辑的事就搁置了。今年5月份， 我看到了First的超短片单元，正好手头没什么项目，开始剪辑这些素材。
最终，我想剪一个关于我和老潘两个人的短片。
最初我剪了一个五分钟吵架的短片，但故事性没那么强，之后又剪了现在的版本，模糊了纪录片和故事片的界限，讲一对情侣从一开始甜蜜地说说笑笑，到争吵，最后剩一个人的过程。
我只是用了一些剪辑的技巧，比如短片里我们两个吵完架我关车门下车，表现我们两个之间闹得很僵；在现实里只是单纯关门，没有情绪。还有最后老潘自己开车，是我把那些沉默的空镜头单独拿出来，放在影片后面，营造一种孤独的氛围。
我把朋友叫到家里来看影片，他们看一个小时的吵架看得津津有味，并一致认为老潘太矫情，怎么能因为这样一句话引申出那么多含义！
等片子出来我才意识到，这部短片好像做了一个影像试验，记录了在独属于情侣的私密空间中，两人的亲密关系和相处模式。我的朋友也很受启发，他想到自己和女朋友总是在浴室发生争吵，一人在洗澡，一人在刷牙时聊两句就能吵起来。还有另外两个女性朋友睡在一个房间的两张床上，睡前聊天时也经常发生争执。
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很多时间都被手机或者工作绑架了。比如两个人在家里，都是柴米油盐的琐事，在工作室，聊得最多的是项目。睡前我们俩躺在床上会一直刷手机，或者看一部电影，但看完电影通常很晚，也不会深聊。
只有在车内这个私密空间内我们才会聊一些比较走心的东西——一个人必须全神贯注地开车，另外一个人会想要陪着这个司机聊聊天，让他不要困。
短片入围了今年“FIRST影展超短片单元”，23部入围短片中的一部，颁奖典礼那天先把入围短片都播放了一遍。
当时我们一行五人坐在观众席上，位置在正中间，C位。我的朋友们都调侃这个位置好像很适合得奖，走上台的时候要经过很多人，接受他们的注视也很合理。
没想到第一个放映的就是《车内的两人》，放映顺序按照首字母排的。因为短片是GoPro拍摄，所以放在大荧幕上躁点很多，画质很不清晰。看着大屏幕上出镜的自己，说实话有点儿尴尬。
那天颁了“年度超短片”和“陪审团大奖”，我知道自己拍的够不上，但还是在公布名单的时候紧张了一下，我悄悄告诉坐在旁边的老潘，获奖感言都想好了。他就笑。
最后我没有得奖，但赞助商给我们入围的导演每人发了一部手机，我挺开心的，这部手机我给我爸用了。
但挺多人质疑我抄袭了王晓振导演的《情诗》，其实直到现在我都没看过这部电影。
“这是我最想拍的纪录片，真实、生猛”
大学时我读广告专业，在上海一家公关公司实习。我很能融入上海精致的白领生活，每天穿得美美的，坐在办公室里，等下班后我当时的男朋友去接我，我们隔三差五地在大众点评App上找排名靠前的店吃饭。我老家在江苏南通，他家也在上海有房子，一切看起来都很合适。
直到有天他跟我规划结婚后的打算，我满脑子都是我真的要跟这样的人结婚了吗，对于和他一直生活这件事，我充满怀疑和恐惧，便诚实地告诉他我的想法，并提出分手。
毕业后我去英国华威大学读了一年市场营销专业，但我没把心思放在专业上，天天泡在艺术中心，无事时去电影院帮人检票，还能免费看电影，那个时候我开始对电影感兴趣。
我加入了学校社团“电影制作社”。社团里定期拍短片，几个人随机组成一个摄影团队，都是一群学生在玩儿，用的都是自己买的机器，也没有导师指导，但创作氛围很浓。拍完之后还会把片子放映出来评奖。
组建的团队哪国人都有，英国，法国，瑞典，马来西亚。他们都是电影专业，开拍之前要围读剧本，拍片时也用比较专业的术语，跟他们沟通我还是挺紧张的。
我们拍过一个命题式短片“the worst birthday ever”（最糟糕的生日），讲一个哥哥去世了，弟弟在哥哥生日那天缅怀他，带点儿悬疑色彩，最后还获奖了。
我在那个片子里担任摄影师，但其实导演比当时的我更懂视频摄影。拍哥哥坟墓时，我把摄像机固定住。导演说这个画面要营造一种比较难过的一种情绪，你要故意做出晃动的效果。然后他帮我把三脚架举起来，正常地手持摄影机拍出晃动的画面，算是完成了。
我做学生时很喜欢坐火车去伦敦拍街头艺人，拍他们在街头的表演，和他们简单聊两句就算采访，素材用旁白串联，就算纪录片了。现在看来那个时候还很肤浅稚嫩，拍的东西也很表象。
2017年我回国，来北京找工作——不同于上海的精致，这里简直可以说“粗粝”。我在大象纪录给创始人秦晓宇做导演助理。想当摄影师，但拍片的机会很少，每天做的工作很杂，要见客户、写东西、做ppt、偶尔剪片。还得写招商计划书，一开始不懂，写得跟“屎”一样。
2017年底的大兴火灾过后一段时间，秦晓宇导演和老潘让我背着机器赶紧拍素材。我到了现场，看到了挖掘机，我爬到一段矮墙上，看到房屋在我面前倒塌，原先的张亮麻辣烫或者兰州拉面馆变成一座座巨大狰狞的铁垃圾。
那段时间我每天早上起很早，为了省钱背着大机器骑共享单车到地铁站坐地铁，或者直接坐公交，去大兴或者皮村这些比较边缘的地方拍素材。我记得还有人在现场打麻将。我们笑说他们哪怕明天是世界末日今天也要过好，他们说只是在等着雇主结工资。
这是我最想拍的纪录片，真实、生猛，那一刻我的命运和被拍摄者们的命运连为一体，有着共同的担忧。
更多时间，我做的是制片工作。2018年王丽娜导演拍《第一次的离别》，我们自己先垫钱拍完了这部电影，之后我需要跟导演去见投资人。
这部电影非常文艺小众，如果不是因为它是2020年7月20日电影院在疫情后重新开业时上映的第一部电影，可能都没什么人知道。投资人关心的是回报是什么，我坐在旁边插不上话，想了想自己根本不适合做制片人。后来这部作品在2018年东京国际电影节得了奖，投资才慢慢进来。
《第一次的离别》入围了2019年柏林国际电影节，因为我英文不错，就代表团队跟电影节的人接洽，帮助他们走电影节流程。这部电影获得那年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儿童单元”最佳影片，虽然我对这部电影有些帮助，但感觉自己的角色非常边缘，羡慕主创能够放映自己的电影给观众看。
大象纪录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地方，直到现在我都这样认为。比如在拉不到投资的时候工作室的那种清苦，都是为理想主义付出的代价。但他们还是会拍让自己满意的东西，不太向资本妥协，比如之前拍过的纪录片《我的诗篇》，讲述写诗的工人，还有后来的《余生一日》。
《余生一日》（现改名《一日冬春》）召集全国各地的人在2月9日那天随手拍下生活场景，邮寄过来，剪辑成一部长片。后来我们收到了4000多段素材。
《余生一日》的想法就是老潘主导的，他总是有很多灵光乍现的时刻。那时大象纪录的伙伴被困在北京，情绪波动也很大。他想到这个点子，当天晚上就在网上发布了这个计划，行动很快。
我在大象纪录的时候，认识了老潘。他做制片人，跟我有挺大的年龄差，不过看起来很年轻。
我之前的生活中从来没出现过老潘这样的人——他因为没遇到合适的人，到40岁也没结婚；因为跟老板理念不合，年薪五十多万的工作说辞就辞，来到了大象纪录创业。我从小是个乖乖女，上课坐在前两排的那种，他的随性和理想主义很吸引我。
在遇到老潘之前，我没想过什么是真正的喜欢，到底要做什么工作，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很感谢他帮我找到自我。
老潘像我职业的领路人，有什么不懂的拿不准的我都会问他，一开始我很依赖他。但最近我见客户时就不太愿意他坐在旁边听，我会紧张。那种旁听不说审视，但你总感觉他脑子里在挑你哪里说的不好，我会不自觉地不自信，不自觉地瞄他。就像我在小时候上台英语演讲一样，只要我妈坐在下面看着，我一定讲不好。
每次见完客户或者主持完会议，他总会一条一条列出来我的不足，我知道他希望我更好，但这样也挺打击我。
我和老潘两三天就会拌一次嘴，非常频繁，但我们都是因为创作理念或者工作上的问题吵，从来不会因为生活中的琐事吵，彼此很宽容。比如别的情侣会因为长时间不回另一半微信吵架，我们不会，影视工作忙起来几个小时不看微信非常常见。
每次吵架的时候也一样，他总是理智地讲道理——我哪里做得不好，列出来一二三；你哪里做得不好，列出来一二三，并希望我们都有所改进。
但我相信他，这是他成熟的表现，也相信他确实不是抬杠，而是真的认为我们都要努力改进不对的地方。
在被他慢慢塑造的同时，我担心我的自我会越来越小，因为有些刁蛮的小习性我是压抑的。最近这段时间，我会坐下来坦诚地告诉他，因为我特别喜欢他，所以变得非常讲道理，学着做饭，但我其实也有自己的不讲理，只是被压抑住了。他觉得不可思议，告诉我只要做自己就好了。我松了口气。
今年我打算去上海，一是为了离父母近一些，方便照顾他们，他们年纪也大了。也可以看看上海有没有新的工作机会，不过我和老潘要辛苦一些了。
现在正等着去上海的那一天， 未知感特别强，所以我每一刻跟老潘，一起工作的小伙伴或者在北京的任何朋友在一起，我都会非常珍惜。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下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