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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青春片的历史化与再命名

2022-02-10 00: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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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宜

要厘清青春片所造成的文化景观的内部勾连,就需要重新将2013年以来的华语青春片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尤其是需要将其从作为一种类型的青春片中剥离出来,发现其独立的文化特征与独特的时代特质。这其中,又以对“怀旧审美”构成的表征进行重新辨析最为关键。“怀旧”作为近年来青春片统一的审美标识和叙事惯例,成为了青春片作为类型的主要证据。然而,“怀旧”的功能并非是一以贯之的,在从《那些年》到2013年的《致青春》,再从《致青春》到2014年本土青春片的大规模兴起所构成的文本系统中,“怀旧”的表征至少经历过两次转化,不仅体现出了不同的叙事功能,而且伴随着青春片本土化的发展过程,指向了越来越明晰的叙事主体和文化意涵。因而,以“怀旧”的嬗变为线索,历史化地重现青春片的发展历程,是对怀旧青春片建立起整体、独立的观察视野之方法基础。

《那些年》在整个华语地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影片构建的叙事与时空所抵达的观众审美与情感的统一。然而,《那些年》改编自网络作家九把刀(原名柯景腾)的自传体小说,讲述了其本人从中学到大学时代与高中校花沈佳宜之间的爱情故事,为何原本属于私人的“回忆”却能够连接起所有观众的情感共鸣?这就涉及到作者将“回忆”置换成“怀旧”的叙事策略。国内著名的怀旧文化研究者赵静蓉曾对“回忆”与“怀旧”这对“家族相似”[3]54的概念进行过区分,指出怀旧行为虽然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之上,但怀旧则是对于回忆的美好想象,是一种选择的回忆,是对所选择记忆的价值加工和审美化处理。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怀旧的本质是审美,“审美是怀旧最核心也最内在的本质”[4]。因而可以说,怀旧是回忆的一种特殊呈现形式,但回忆却不等同于怀旧。而更重要的是,“当怀旧指向自然、民族共同体、精神信仰等较为抽象的客体时,回忆是无从发生的,因为回忆得以可能的前提必须是主体对生活事件的亲历性,而这种状况下的怀旧则完全是形而上的,它靠想象支撑起对过去的重构”[3]55。回到影片中,作者通过调用叙事元素所建构起来的抽象客体,正是一种对于青春岁月的想象性重构。电影的片名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一方面通过过去完成时的语法强调了“一种‘向内转’或‘向后看’的意识活动方式”[3]55,确认了回忆行为的在场;另一方面,又通过将主体从“我”置换成“我们”,而将属于个人的、具有明确指向性的回忆内容替换成了更为广泛、抽象的群体记忆。影片开始在介绍主角的好友“阿和”(郝劭文饰)时,旁白念道:“每个人的故事里都会有一个胖子”,再次提醒观众这将是一个关于“每个人”的青春故事。因而,影片内外的回忆事实上都无从发生。通过沈佳宜(陈妍希饰)在柯景腾(柯震东饰)的雪白衬衫上留下的点点圆珠笔印记,影片构筑的青春就像是一种记忆中的真实触觉,是一段美好的初恋往事在观众心中“确实存在”的历史证据和回忆材料。关于青春的怀旧叙事,正是一个指引观众进入对青春的想象和重构的文本意义空间。

大陆青春片正是在这种怀旧书写的基础上开始本土化实践的。《致青春》的原著小说名和电影名一致,同《那些年》一样,强调了群体想象而非个人回忆的在场,尽管影片中的主人公都是工科生为主,但熟悉的大学校园、宿舍和社团生活都能够轻易触发更大范围内的观众对回忆的想象按钮。不过,与《那些年》不同的是,《致青春》采用的是将来完成时的语法,因而不似《那些年》的开头处有一个“成年柯景腾”展开“向后看”的视角,《致青春》的开场就是刚刚考入大学的郑薇(杨子姗饰)在开赴高校报到的火车上的一场梦。也就是说,《那些年》是从一个确定的现实时空回望过去的叙事展开方式,而《致青春》则是直接从“青春”展开的时间开始向一个确定的未来进行正叙的——而之所以依旧是“确定的未来”,是因为青春“终将逝去”。因此,不同于《那些年》中单纯地回归青春“历史现场”,《致青春》中青春故事的展开有了不同的动力机制:一种“向死而生”的叙事方向。

因此,与《那些年》相比,《致青春》的怀旧叙事重心发生了偏移。原本,“怀旧的指向是多维度的,但其基本导向,是人类与美好过去的联系”[5]117。但在《致青春》中,被强调的则是“过去”与“当下”的因果关系——是青春向“逝去”行进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如何影响了“当下”的联系。因而,对于《致青春》来说,“当下”是一个重要的参数,它规定着怀旧行为的基调,制约着我们对回忆的想象与重新建构。然而吊诡的是,《那些年》中普世化的怀旧叙事具有一个明确的时空:1992年的台湾彰化市,而指向当下的《致青春》的时空线索却暧昧不详。原著小说作者辛夷坞是80后作家,而2013年,也正值中国80后一代正式告别大学校园,这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致青春》所触发的观影高潮(内地票房7.26亿元),但却依旧没有直接的证据帮助我们定位电影发生的具体时空,更无从确定展开怀旧行为的真正主体。

不过,这种含糊的时空书写还是在随后出现的本土青春片浪潮中逐渐明晰了起来。2014年是中国怀旧青春片开始井喷式出现的一年,怀旧叙事作为一种符号,几乎贯穿了此后两年的华语电影,青春片中对于记忆的审美化书写开始显得更为直接,体现为一种符码化了的“怀旧标签”。这种符号化的怀旧叙事通过三个技术层面展开,首先是对怀旧元素的舞台式呈现:在《匆匆那年》(2014)中,主角赵寻(彭于晏饰)与方茴(倪妮饰)情窦初开、心照不宣地在校园里穿梭的情节是由一组横向移动的长镜头来表现的,两位主角一前一后作为被摄主体放置在了画面的显眼位置,而整个镜头的背景里却满是跳长绳的女生和玩“斗鸡”游戏的男孩。随着镜头移动的男女主角反而在画面中相对静止,而在背景中不断出画入画的游戏男女们则成了画面中的运动者,形成了一种走马灯般的视觉效果,怀旧元素被塞满了整部电影的时间线当中,甚至填补得几乎没有缝隙。而这种饱满的状态则由符号化怀旧叙事的第二个技术层面来进一步维持:对媒介符号和文化记忆的拼贴。影片《同桌的妳》(2014)的同名歌曲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了带领观众穿越时空的重要线索和怀旧叙事的证据,回到了这首民谣被口口相传的1995年。而《匆匆那年》中溜冰场斗殴的高潮戏中,国民电视剧《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当》成为了战斗的背景音乐,墙壁的四周贴满了20世纪90年代末席卷中国的韩国流行偶像组合H.O.T的海报,整部影片不时穿插着关于“千年虫”和“世界末日”这些充满时代感的讨论,整个场景完全由20世纪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的流行音乐、偶像明星和公众话题所装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青春片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的出现成为了时空穿越的最重要线索,也成为了符号化怀旧最后的实现方式:《中国合伙人》(2013)和《同桌的妳》当中都出现了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北约轰炸”这一历史事件的“再现”,《同桌的妳》中的主角林一(林更新饰)更是直接参加了随后的反美,成为了青春在特定的历史节点上“在场”的直接证据;而在其他影片中出现的千禧夜倒计时现场、有关韩日世界杯的话题甚至参加“新概念作文”比赛的桥段,都将怀旧的具体展开时间确立在了9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的这一段特定节点。也由此,伴随着本土青春片对于怀旧的符号化呈现,在《致青春》中暧昧不清的怀旧主体终于获得了明确的定位:中国的80后群体。

对于怀旧主体的确立,对理解本土青春片的发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一种普世化的“怀旧文化”来自于“当‘怀旧’超越了某一个体成长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及其私密性的生命体验,并将其范畴从个体化的、情感性的私人定制延展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的、全民性的公共事件和文化景观”[5]116,《那些年》显然属于这种范畴。它在构筑热血青春和甜蜜初恋的同时,将这种私人化的情感无限地扩展开来,这也正是为什么虽然电影的开头就明确表达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和空间,但在整部影片中却又竭力地规避了时代特征与地域特征的原因;而本土青春片的怀旧书写则复杂得多:它们的确也是对私人情感的延展,但这种延展因为遭遇了影片中的具体时间线索而有了边界,指向的是特定代际的生命体验。而当怀旧的主体被确立了以后,这种生命体验的形态也清晰了起来——“向死而生”的青春。或者说,是逝去的青春成就了80后的当下,而也正是这种当下促成了80后怀旧的动力。

因而,观察本土青春片所造成的怀旧文化景观,就需要以80后的当下为坐标重新进行测绘,去考察其大范围参与怀旧叙事的现象。也正是因此,连接了台湾地区怀旧叙事的大陆青春片,其本身却因为特定代际群体的在场而不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青春故事,基于其代际特征,我们可以将其重新命名为“80后青春片”,以此在表述上区别于其他青春电影,并且也将更易于聚焦这类影片集中产生背后的文化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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