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 ▏蕴灵战略
导 语
很多同学说：“我从小到大上的每个学校里几乎都有逸夫楼。
提到邵逸夫，最先能想到的是遍布全国的逸夫楼，以及他那句“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的名言。
邵逸夫一生打造了邵氏影业、香港无线电台两个王国，从上海到东南亚再到香港在无数次商战中笑看风云起落，屹立不倒。
合力破局，力图东南亚
邵逸夫1907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宁波人从小就立志做大事，头等大事就是经商。一生从商，终生忙碌。取这个名字，是希望自己以后能闹中取静，忙里偷闲，安逸度过一生。”邵逸夫后来这样解释。
1925年6月，邵醉翁创办了邵氏家族的第一家影业实体：天一影片公司。邵逸夫中学毕业后即加入公司，随三哥邵仁枚到新加坡开拓电影市场，从此对电影制作产生兴趣。
在“天一”成立之初，清一色是家族班底。老大邵醉翁是制片兼导演，老二邵邨人擅长编剧，老三邵仁枚精于发行，老六邵逸夫则擅长摄影。创业之初，他们分工合作，完成一切工作，公司犹如家庭式作坊。其摄制的第一部影片《立地成佛》放映后，即深受上海市民欢迎。第二部影片《女侠李飞飞》则是中国第一部武侠片，因此后来有人称“邵醉翁乃是中国武侠片的开山鼻祖”。
当时，国内影坛呈现“明星”、“大中华百合”、 “天一”三家电影公司三足鼎立之势。其中“明星”设立了华北、华中、华南三个经理处，分区经营影戏院租片放映的业务，无论是在制作队伍还是经营方面，“明星”都是首屈一指的。
不过，随着天一公司的崛起，市场格局开始被打破。
由于天一公司率先大肆拍摄古装片，因此拥有了很多拥趸，引领了古装片潮流。而“古装片热”则带动了各小公司一窝蜂地粗制滥造古装片，且美其名曰“薄利多销”，这直接使得“明星”公司失去了不少地盘。
1927年，“明星”出现了年度大幅亏蚀，亦有被挤垮危险时，，并且提出“以毒攻毒”，摄制高质量的古装片抵制小公司的投机行为，这才有了《火烧红莲寺》的诞生。
“明星”扭亏为盈后，明星公司的老板周剑云希图借助“明星”与“大中华百合”、“民新”等其他几个公司组成的发行机构“六合影片营业公司”挤垮“天一”和其他小公司，建立自家公司的垄断地位。
掌握“六合”实权的周剑云制定了一条规定：任何发行商如与“六合”签了合同，就绝对不准购买“天一”出品的影片。此举一出，“天一”果然损失了在上海的部分市场。不过邵逸夫兄弟却转而发展起南洋的发行网，并顺利打下了一片天地，天一的影片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地成功打开了市场。
随后，周剑云想出了“双胞”计策，即打探到“天一”正在拍摄的影片，马上动手拍摄同名影片，赶在“天一”之前面世。此举遭到了电影圈内外许多人的非议，内部也开始爆发矛盾，“六合”遂逐渐失势。，对于“六合”的“围剿”做法也只得暗吞苦果。
逐鹿香港，独领风骚
1932年日寇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邵氏兄弟决定把“天一公司”的主力从上海转移，南迁香港。随后邵氏兄弟在香港摄制完成第一部有声片《白金龙》，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有声电影的新纪元。
而在新加坡，邵氏兄弟的电影事业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1941年元旦，邵氏兄弟有限公司在《星洲日报》以整版篇幅为自己做广告。“1941年，我们在星马、印尼、泰国、安南，已经拥有了139间戏院。”
1942年2月，，邵氏所有戏院充公。
二战结束后，邵仁棣回港重建业务，创建“邵氏父子”。不同于新加坡顺利打开局面，邵氏父子在香港遭到“电懋”和“长城”两大电影公司夹击，形势危急。1957年，邵逸夫离开了打拼30年的新加坡，到香港买下占地65万平方尺的清水湾地皮，兴建邵氏影城。这便是后来闻名遐迩的邵氏兄弟电影制片厂。并将“邵氏父子公司”更名为“邵氏兄弟公司”，自立发展他的电影事业。这一年，他50岁。
在随后与“电懋”和“长城”的竞争中，邵逸夫展现出了他对人才的重视，这一点一直延续到以后的电视剧产业。
邵氏兄弟先后花重金从“电懋”等公司挖取名角儿，如以双倍薪酬挖来了电懋的头牌女星林黛。
1957年，邵逸夫首先同意李翰祥开拍古装剧《貂禅》，林黛出演。这部历史剧用黄梅调的形式演绎，该片公映后立刻引来观众的追捧，连创票房纪录，成为当时邵氏最为卖座的影片，李翰祥顺理成章地成为邵氏一线大导演。在亚洲影展中，该片一举囊括5项大奖。
第二年，李翰祥与林黛合作的《江山美人》，同样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拿奖拿到手软。而且，该片的众多插曲也成为当年的流行音乐。
拍摄《梁山伯与祝英台》时，李翰祥大胆起用女艺人凌波，反串梁山伯，结果引起极大轰动。在台湾上映时“完全疯狂”，有位老太太连看100多场，在台湾引发黄梅戏热潮；至此，“邵氏兄弟”在竞争激烈的香港影坛打开了局面。
对于邵氏公司的全线反击，电懋公司自然不会坐视不理，两家一度斗得水深火热，竞拍相同的题材，闹得香港影坛鸡飞狗跳。1964年，陆运涛及电懋公司50多名高管在参加完亚洲影展之后飞机失事，机上全部人员不幸罹难，电懋公司就此退出了电影舞台。
邵逸夫对电影的执着，在影视圈内众所周知。在清水湾的影城“邵氏公司”的试片室是邵逸夫每天必去的地方。从60年代初起，他每天至少要看两三部电影；在70年代，邵逸夫一年要看六七百部电影，最高记录是一天看过九部电影，将电影当作事业。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邵氏兄弟出产了1000多部电影；在日本、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00多个发行网点，专门放映邵氏公司拍摄的中国影片；当年风靡亚洲的影星，如胡蝶、阮玲玉、李丽华、林黛、凌波等无不出自邵氏门下。
进军电视，续写传奇
20世纪60年代中期，香港政府就公开招标竞投无线电视广播经营权。邵逸夫立即觉察出电视作为艺术的后起之秀，今后将有无限广阔的市场和不可限量的潜力。邵逸夫以其在电影业的积累，与几位朋友一起参加竞标，结果一举中标。
1967年，邵逸夫与、祁德尊、利孝和联手创建了香港电视广播公司，当时亚视（前名 丽的电视）作为香港第一家电视台，已经成立了整整十年。不过亚视早期以收费有线广播形式经营，而香港电视广播公司是香港首间商业无线电视台，香港市民只需架起天线，就能用电视机收看，所以很受欢迎。
由于采取的是免费的模式，邵逸夫的无线轻易夺得了众多的观众，与亚视的竞争就此展开。
港视公司董事局主席利孝和在该年因病逝世后，经董事会商议决定，由邵逸夫继任董事局主席，邵逸夫正式领兵挂帅，执掌无线电视的大权。
亚视在1980年9月推出的《大地恩情》和《骤雨中的阳光》在黄金时段掀起收视热潮。
初掌无线大权的邵逸夫随即开始了绝地反击战，先腰斩与《大地恩情》对阵的《轮流转》，拉来镇台之宝汪明荃与红极一时的电影小生谢贤合作了一出经典剧集《千王之王》，汪明荃与谢贤在剧中纠来缠去的情感加上有点新鲜有点神秘的赌术，力阻《大地恩情》，更为谢贤带来流传至今的“四哥”花名。
随即，《上海滩》、《千王群英会》、《火凤凰》、《京华春梦》、《万水千山总是情》等风靡大江南北的经典剧集纷纷亮相，在香江和整个华语电视圈掀起一轮又一轮收视高潮。
而在这第一场无线亚视大战中，以无线的大获全胜收官。邵逸夫的盛名也正式从电影圈中转到电视圈。
1989年，邱德根把亚视的大部分股权及管理权出让给林百欣的丽新集团和郑裕彤的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
林百欣一上台后就开始对无线展开了挖角行动，分别以高出无线三倍的酬金将沈殿霞、曾志伟、何守信、卢海鹏、林建明、李香琴、韦家辉、戚其义、黄日华、郑少秋、吴启华、任达华、曾华倩、陈玉莲等纳入旗下，无线一时元气大伤。
不过邵逸夫并不愿意束手就擒，他率领无线展开“欢乐今宵救亡运动”与“剧集救亡运动”，制作出不少脍炙人口的经典节目和剧集，如《我本善良》、《人在边缘》、《今生无悔》、《灰网》、《边城浪子》、《壹号皇庭》、《火玫瑰》、《巨人》、《大时代》等剧集。
此外，邵逸夫钦点黎明、郭富城、张学友、刘德华为四大天王，结果四人果然叱咤香港十余年，至今仍有着极大影响。其后，无线频频推出高收视剧集，96年的《西游记》，97年的《苗翠花》、《大闹广昌隆》、《全院满座》、98年的《天地豪情》、《妙手仁心》。
1998年，内地商人入主亚视，随即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减少自制剧，加大外购剧的比例，于1999年以《纵横四海》《还珠格格》和《方世玉》向无线宣战，尤其是《还珠格格》，为亚视创下了30点的最高剧集收视纪录，更带动了亚视在黄金时段的收视以六比四比例反超无线，成为香港电视史上最经典的战事。“格格之战”，邵逸夫第一次尝到了败绩。
直到2011年3月31日，由“壳王”陈国强牵头的财团从邵氏手上取得无线26%的股权。同时，邵氏基金已将公司2.59%股权馈赠给数家教育及慈善机构。馈赠完成后，邵氏基金的持股比率降至3.64%。 这也意味着邵逸夫创办并掌管了43年的无线首次易主，一度被港台媒体解读为“无线邵氏时代的终结”。
（六叔）古寒天下皆知
邵氏家族当年在上海的“天一”影业公司，就以吝啬出名，时传“不到穷途末路不进邵氏”。邵氏兄弟香港公司成立后，依旧沿袭俭省作风，邵逸夫去马场，通常只下注十元，有次排队，看到前面的人下了五百元，定睛一看，是公司里的剧务，回去就开始整顿公司作风。
这种行事方式让邵氏树立了不少敌人，一定程度上，也损害了他们的发展。1970年，时任邵氏兄弟公司首席执行官的邹文怀，因为对公司的薪金制度和人事安排的不满，带队出走，与何冠昌及粱风共同成立嘉禾公司，成了邵氏劲敌。与此同时，李小龙在美国不得志，想回港发展，托人找到邵逸夫，开价片酬6万港元，但邵氏还价每部片酬3千至9千港元，李小龙于是转投嘉禾。
至于其它成为段子的省钱轶事，更是数不胜数，某次，一位副导演完成工作后，制作部开出一千元副导演费，可邵逸夫却不肯痛痛快快签支票，甚至找会计部和该导演交涉，让他打点折扣。这位副导演盛怒之下，撕了支票，说：“邵老板多了一千元也富不了多少，我少了一千元也穷不到哪去。”
在岳华、刘德华等等邵氏或者曾经的TVB艺人的回忆录里，也处处可以看到他的俭省。影人张键，在多年后的回忆录中，也曾笑谈邵氏种种古怪的啬钱往事，称邵氏“刻薄古寒”，“六叔（邵逸夫）古寒天下皆知”。
但“吝啬”是邵氏的全部么？“刻薄古寒”是邵氏的标签吗？显然不是。1973年开始，邵逸夫以个人财产，成立“邵氏基金”。从1985年起，他平均每年向内地捐赠1亿多元，用于公益事业。汶川地震，他捐款一亿港元，而行走在国内的大学里，更是可以见到许多由邵逸夫捐建的楼堂，：“自1985年以来，邵逸夫先生通过邵逸夫基金，，连年向内地教育捐赠巨款建设教育教学设施，迄今赠款金额近47.5亿港币，建设各类项目6013个。这种矛盾性格，可以在各种版本的邵逸夫传记里找到答案。所谓“俭而能广”，整个邵氏基业，都是勤俭经营积累而成，邵氏兄弟在南洋创业初期，常常驾驶流动放映车，辗转在小乡镇放电影，历代大商巨贾无不因俭为人称道。
他们的‘吝啬’，给民族企业家以另一种朴素的定义：生意是生意，一分一厘都是辛苦赚来的，这种吝啬我们很愿意理解，也很愿意致以敬意。
“一个企业家的最高境界就是慈善家。”这是邵逸夫说过的一句话，如今已成名言。
1990年，中国科学院将他们发现的2899号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
编 者 按
1. 邵逸夫先生直到2011年104岁高龄才正式退休，近乎一个世纪“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创业历程，给企业家精神做了一个鲜明的注脚。
2. 对于中国教育的捐助，折射了邵逸夫先生对于“兼济天下，惠及万民”的传统商道精神最朴素的践行，各地林立的“逸夫楼”始终激励着学子们奋力前行。
3. “邵氏出品，必属精品”，为企业“立品”的企业文化理念以及前瞻性的品牌意识，即使放到广告业如此发达今天，也令人叹为观止，。
4. “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理念也是邵氏影业长期屹立不倒的基石之一。邵氏影业在聚人，用人和人才培养方面的策略，同时也推动了整个香港影视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据统计，目前香港娱乐圈70％的人物从导演、制片到明星等行业精英，都是直接或间接出自邵氏影业和后来的无线电视。
5. 任何企业的成败都不可能是单个因素所能决定的，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余者容读者自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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